“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宋苏轼题西林壁），不同历史时期的书法呈现不同的艺术风貌。 

清代著名书家梁巘（yan）在《评书帖》中对几个朝代的书法艺术特征进行了高度准确的概括，曰：“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梁巘的著名书论倍受后世推崇。

“晋人尚韵”说的是在魏、晋、南朝时期的书法艺术讲究风度韵致。

何为“韵”？宋人郭若虚《图画见闻志》曰：“如其气韵，必在生知，故不可以以巧觅得，复不可以以岁月到。默契神会，不知然而然也。”即“韵”是思想情操和学问修养的自然流露。清人李修易《小蓬莱图画卷》言：“山水之有气韵，人往往以烟云当之，不知烟云犹可迹求也，气韵不可迹求也……当求诸活泼泼地。……‘今人用心在有笔墨处，古人用心在无笔墨处。’可谓善言气韵矣。”就是说“韵”是一种非常玄妙的、超乎于技巧层面的东西，乃作品之“意”、笔墨天成，是超然于有限物质形式的作品内在精神；同时，这个精神又导源于人。因此，所谓的“韵”，从更本质的角度看就是魏晋文人“俯仰自得，游心太玄”的超然心态和风度的自然流露。梁谳对“晋人尚韵”评价极高，“学书须临唐碑，到极劲键时，然后归到晋人，则神韵中自俱骨气，否则一派圆软，便写成软弱字矣”。由其可见“韵”是书法很高的境界。

王羲之，字逸少。其书法兼善隶、草、楷、行各体，精研体势，心摹手追，广采众长，备精诸体，冶于一炉，摆脱了汉魏笔风，自成一家，影响深远。风格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遒美健秀。《兰亭集序》为王羲之代表作，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说的是东晋永和九年（353）的三月三日，王羲之与孙绰、谢安、支遁等四十一人，集会于会稽山阴的兰亭，在水边游赏嬉戏，流觞（shāng古代酒杯）饮酒，感兴赋诗，畅叙幽情。事后，将全部诗歌结集成册，由王羲之写序。《兰亭集序》前一部分主要是叙事、写景。先叙述集会的时间、地点。然后点染出兰亭优美的自然环境：山岭蜿蜒，清流映带，风和日丽，天朗气清。仰可以观宇宙之无穷，俯可以察万类之繁盛。后一部分抒发了作者盛事不常、“修短随化，终期于尽”的感叹，最后引用孔了所说的“死生亦大矣”一句话总结全段，道出了作者心中“痛”之所在。篇末作者归结到时不我待，要著文章留传后世，以承袭前人，启示来者。

就书法言，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可谓达到了中庸之境界。解缙在《春雨杂述》中说：“右军之序兰亭，字既尽美，尤善布置，所谓增一分太长，亏一分太短。”仿佛如天生丽质，翩翩起舞，其舞姿之美，无与伦比。唐孙过庭在其《书谱》中感叹：“是以右军之书，末年多妙，当缘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后人认为，王羲之的书法既表现以老庄哲学为基础的简淡玄远，又表现以儒家的中庸之道为基础的冲和（淡泊平和）。乃晋人尚韵集大成者也。

那么，“晋人尚韵”是如何形成的呢？或者说，为什么“晋人尚韵”呢？想来，大致有以下方面的原因。

统治者的大力倡导和士族社会的广泛参与，整体提升了书法艺术追求的品味。自曹魏始，对文学艺术的关注步入一个新阶段，原来被视作小道的文学，被魏文帝曹丕誉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个时期，大量上层贵族进入书法领域。这些上层贵族具有良好的家学渊源和文化背景，为“韵”奠定了丰厚的基础。此时书法尊崇“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大都表现出一种飘逸脱俗、姿致萧朗的风貌，其代表是二王的书法。袁昂在《古今书评》中评王羲之书为：“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肖衍在《古今书人优劣评》中评王献之书为：“绝众超群，无人可拟，如河朔少年，皆悉充悦（欣喜自得貌），举体沓拖而不可耐。”二王书法艺术流露出的这种韵味风神，是独具的艺术魅力，反映出晋代书艺的时代特征。

魏晋时期，引入了道家思想。道家主张“清静无为”、“顺应天道”、“逍遥齐物”。其核心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种思想对文学、史学、书法、绘画、音乐等产生较大影响，成为魏晋风度。诗人、书家崇尚自然，以自然山水涵养书法和诗歌，追求“得天趣，通自然”。晋人书法的笔画、结体、章法多直接取法于自然万象，以自然万象为碑帖。其作品更生动、更鲜活，也更有韵味。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清流激湍，乃至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皆融于书家笔意、结体、章法之中，书家作品自然天成，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从而形成晋人书法特有的韵味。魏晋风度之中蕴含对老子特别是庄子的超然物外空灵境界的向往和追求。田园派诗歌创始人陶渊明在其《饮酒（其五）》唱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我想，此诗中之意亦可作为晋书之韵的注释。

老庄哲学中的出世思想、忧生意识对士人们影响也很大。魏晋时期，全国长期分裂，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乱，民族矛盾尖锐。在不断发生的战争和社会动乱中，不但普通民众蒙受了巨大的灾难，许多上层人士也难免杀身之祸。在此背景下，士人们隐逸文化盛行，放浪形骸，寄情山水，喜好饮酒，不事政务，隐逸避世。穿行于山林之间，雅集于幽静之处。生死存亡为士人们普遍关心，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典型的音调。魏晋文人无论是执著于此生还是对生死的超脱，其内在实质是对生命存在意义的探寻与对生命永恒境界的向往，这种意识的积极意义表现在书法上便是一种潇洒与飘逸之韵。

魏晋风流名士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风流自赏；且重然诺，轻生死；忠肝义胆。刘义庆《世说新语·雅量》载：“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或自矜持，唯有一郎在东床上，袒腹卧，如不闻。”“鉴曰：‘正此佳婿邪！’访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此乃“坦腹东床”之典故。话说三国魏正始年间的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以学识著称，又因常在山阳县竹林之下饮酒唱歌，世称“竹林七贤”。这刘伶醉酒之后，索性光着身子在屋子里继续豪饮。另说山涛（山巨源）从司马朝中任职，嵇康遂做《与山巨源绝交书》。后来嵇康遭人陷害，临刑神色自若，奏《广陵散》一曲，从容赴死。临刑前，对儿女最放心的安排是叫他们投靠山涛，而山涛在嵇康死后也一直悉心照料并抚养着他的儿女，可谓“君子和而不同”。《世说新语·言语》载：“建安七子”（汉建安年间七位文学家的合称）之孔融被捕时，朝廷内外惊恐。当时孔融的两个儿子（大的九岁，小的八岁）却仍在玩耍，丝毫不惶恐。孔融对使者说：罪责仅限于自己一身，让两个儿子保全性命?他的儿子从容进言道：“大人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再说公元前208年七月的一天，咸阳闹市挤满了围观的人，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书法家、大秦帝国丞相李斯将和他的小儿子腰斩于市并诛三族。临刑前，李斯冲着其子叹道：“牵犬东门，岂可得乎（领着自家的黄狗出东门追野兔的美好日了，还能再有吗）？

傅雷先生言：“汉魏人的胸怀比较更近原始,味道浓,苍茫一片,千古之下,犹令人缅怀不已。”汉魏人那种人类童年才有的率真和质朴后人难以企及，这应是晋人尚韵的文化根源之一吧。东晋以后，南北分裂，书法亦分为南北两派。北派书体，带著汉隶的遗型，笔法古拙劲正，而风格质朴方严，长于榜书，这就是所说的魏碑。南派书法，多疏放妍妙，长于尺牍。南北朝，因为地域差别，个人习性、书风迥然不同。北书刚强，南书蕴藉，各臻其妙，无分上下。所谓“衣冠唐制度，人物晋风流”，从晋人的书法里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在那种环境下的一种精神思想。我们从王羲之的书法作品里可以看出其忠君爱国、学养深厚、宽和为本、与民安乐的儒家经邦济世的思想。王羲之观照自然风物，并不囿于自然表层景象，而是注意捕捉自然大化的运行规律，并用自己独特的眼光去进行透视，且同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把自然升华到道的高度，从而也使他的“澄怀观道”“超以象外”思想得到了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