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引入了道家思想。道家主张“清静无为”、“顺应天道”、“逍遥齐物”。其核心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种思想对文学、史学、书法、绘画、音乐等产生较大影响，成为魏晋风度。诗人、书家崇尚自然，以自然山水涵养书法和诗歌，追求“得天趣，通自然”。晋人书法的笔画、结体、章法多直接取法于自然万象，以自然万象为碑帖。其作品更生动、更鲜活，也更有韵味。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清流激湍，乃至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皆融于书家笔意、结体、章法之中，书家作品自然天成，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从而形成晋人书法特有的韵味。魏晋风度之中蕴含对老子特别是庄子的超然物外空灵境界的向往和追求。田园派诗歌创始人陶渊明在其《饮酒（其五）》唱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我想，此诗中之意亦可作为晋书之韵的注释。

老庄哲学中的出世思想、忧生意识对士人们影响也很大。魏晋时期，全国长期分裂，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乱，民族矛盾尖锐。在不断发生的战争和社会动乱中，不但普通民众蒙受了巨大的灾难，许多上层人士也难免杀身之祸。在此背景下，士人们隐逸文化盛行，放浪形骸，寄情山水，喜好饮酒，不事政务，隐逸避世。穿行于山林之间，雅集于幽静之处。生死存亡为士人们普遍关心，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典型的音调。魏晋文人无论是执著于此生还是对生死的超脱，其内在实质是对生命存在意义的探寻与对生命永恒境界的向往，这种意识的积极意义表现在书法上便是一种潇洒与飘逸之韵。

魏晋风流名士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风流自赏；且重然诺，轻生死；忠肝义胆。刘义庆《世说新语·雅量》载：“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或自矜持，唯有一郎在东床上，袒腹卧，如不闻。”“鉴曰：‘正此佳婿邪！’访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此乃“坦腹东床”之典故。话说三国魏正始年间的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以学识著称，又因常在山阳县竹林之下饮酒唱歌，世称“竹林七贤”。这刘伶醉酒之后，索性光着身子在屋子里继续豪饮。另说山涛（山巨源）从司马朝中任职，嵇康遂做《与山巨源绝交书》。后来嵇康遭人陷害，临刑神色自若，奏《广陵散》一曲，从容赴死。临刑前，对儿女最放心的安排是叫他们投靠山涛，而山涛在嵇康死后也一直悉心照料并抚养着他的儿女，可谓“君子和而不同”。《世说新语·言语》载：“建安七子”（汉建安年间七位文学家的合称）之孔融被捕时，朝廷内外惊恐。当时孔融的两个儿子（大的九岁，小的八岁）却仍在玩耍，丝毫不惶恐。孔融对使者说：罪责仅限于自己一身，让两个儿子保全性命?他的儿子从容进言道：“大人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再说公元前208年七月的一天，咸阳闹市挤满了围观的人，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书法家、大秦帝国丞相李斯将和他的小儿子腰斩于市并诛三族。临刑前，李斯冲着其子叹道：“牵犬东门，岂可得乎（领着自家的黄狗出东门追野兔的美好日了，还能再有吗）？

傅雷先生言：“汉魏人的胸怀比较更近原始,味道浓,苍茫一片,千古之下,犹令人缅怀不已。”汉魏人那种人类童年才有的率真和质朴后人难以企及，这应是晋人尚韵的文化根源之一吧。东晋以后，南北分裂，书法亦分为南北两派。北派书体，带著汉隶的遗型，笔法古拙劲正，而风格质朴方严，长于榜书，这就是所说的魏碑。南派书法，多疏放妍妙，长于尺牍。南北朝，因为地域差别，个人习性、书风迥然不同。北书刚强，南书蕴藉，各臻其妙，无分上下。所谓“衣冠唐制度，人物晋风流”，从晋人的书法里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在那种环境下的一种精神思想。我们从王羲之的书法作品里可以看出其忠君爱国、学养深厚、宽和为本、与民安乐的儒家经邦济世的思想。王羲之观照自然风物，并不囿于自然表层景象，而是注意捕捉自然大化的运行规律，并用自己独特的眼光去进行透视，且同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把自然升华到道的高度，从而也使他的“澄怀观道”“超以象外”思想得到了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