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学习久矣。少年识得书法之规矩，中年渐悟书法之真谛，老来为“书写经典传承文明”的书法教育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作者《书法.自然.人生》刊于《光明日报.美术评论》

儿时写字是自己研墨。在砚台上滴些水，用墨在上面研磨。研墨讲究的是捏的紧、转的稳，一圈、两圈……水渐渐变黑、墨渐渐变稠，当墨韵显现时，大致可以写字了。

先学描红。描红簿上画的是空心字，用虚线指示着中锋运行的轨迹，一笔怎样起、怎样行、怎样收，有路数。描红讲究的是一笔到位，不涂抹，老师常说：“走路不要跑，写字不要描（涂抹）”。

描红之后是习帖。帖上的字写在米字格上，哪笔哪画在哪个位置清清楚楚。用来写字的“大字簿”上也有米字格，字帖上字的那一笔写在哪，大字本上那一笔也应在哪，以习得笔画的位置。那时的教室简陋，冬天冷，写着写着墨汁就冻住了，一边写，一边用嘴向砚台哈热气。最怕的是洗砚台，小沟里的水结了冰，要打碎冰，才能把砚台放里面洗，砚台有的地方需用手才能洗净，手沾上水，风一吹，刀割样的痛。

字写好后交给老师批改，老师会在写得好的字上用红笔画圈，特别好的字给画两个圈，本子发下来时，大家赶紧数自己得了几个圈。

提起写字，最感激的还是父母。懵懂少年之时，父亲就命我习帖，颜真卿的，柳公权的，欧阳询的。父亲读过私塾，做过办公室的录士，自己字写得好，也很看重写字，常给我们说，字是一个人的门面。我刚会写字时，母亲就把家里最看重的写“门对”（春联）任务交给我了。这可是父母极大的信任，因为小镇上人认为春联写的好坏关乎来年的家运。你看那大年三十下午的小镇，街面上干干净净，家家关上大门，一家人团团圆圆吃年饭。这时的街上十分安静，门上的春联在红灯笼的映照下喜气洋洋，流光溢彩，喜庆而祥和。

在写春联时，我跟父亲学裁纸、学叠格子。如何起笔、如何落笔，如何布局，父亲教的耐心。一旁看着的母亲总夸我写得好，说我写字是想好后写，一次成功；说我比邻居写得还好。这让我很受鼓舞，以至今天我看到有的年轻母亲把孩子写得很稚嫩的春联工工整整贴在门上时，心中油然生出敬意，暗想这可是懂得如何教育孩子的母亲。

小学毕业遇到文化大革命，先是回家闹革命，后来复课闹革命。虽是闹革命，但因不符合红卫兵条件，只被分配做些抄抄报纸社论的活计，不曾想这对练字倒是颇有裨益。这以后便是读初中、高中，因字写得周正，常在学校出出黑板报。继而是下放农村，于劳动之余出点专栏什么的，倒也能换得些工分。我大学读的是师范，毕业后先到中等师范教书，转而到机关工作，都是看重写字的地方，字自然不断长进。大约是1996年前后，我开始做基础教育管理工作，出入学校多，与老师交往多，有时去很偏僻的山村学校，不经意间，看到墙上挂快小黑板，上面是学校的“通知”，无论是粉笔字还是毛笔字，写的端正、秀丽。我为之肃然起敬，心底原有的“我字写得还不错”的自许瞬间荡然无存。许是环境的熏染吧，自此学习书法意识更强，更勤奋。渐渐便有作品在相关书法刊物发表，渐渐参与学校、教育乃至社会上的书法活动。我还以“书法自然人生”为题开讲座，与省内外、台湾地区乃至韩国、澳大利亚的教师和学生交流。2013年在韩国孔子学院做了中国文化（书法）特讲。2014年安徽省书法家协会主办了“明阳书法展”，展出自己包括楹联、诗词在内的书法作品约180幅，省书协主席吴雪先生还在开幕式上做了激情洋溢的讲话。2018年应邀在安徽大学做了《书法自然人生》讲座。2019年是建国70周年，母校安徽师范大学举办“我诗我书——明阳诗歌书法汇报展”，展出自己创作并书写的旧体诗近140幅；同年应邀参加全国高校书法教育论坛。2020年安徽医科大学举办“明阳抗疫诗书展”。2021年应邀参加由全国教育书法协会和北京大学共同举办的“全国教育书法作品邀请展”。